中国法制史

 中国有没有存在过奴隶社会？这是个问题。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众多学者就中国古代社会史及古史分期问题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讨论，当然，这种讨论到了49年“定一尊”之后便戛然而止了。直到1980年代，方有所松动，但是某些红色“学者”们，依然动辄以大帽子来压制学术性质的研究。

1927年到1937年是论争的第一个阶段：

这样的论争的出现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分不开关系的，正是一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试图以马克思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社会，从而引发了论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此时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乃是来自于苏联的二手货，是被苏联一批革命家和政治家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很多马恩的基本观点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已经被曲解了，五阶段的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已经开始崭露头角。

先看看主张中国有奴隶社会的人有哪些：第一当然是文痞大佬郭沫若。1929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将西周之前称为原始公社制，西周为奴隶制，春秋后为封建制。后来的版本中，他把中国的奴隶社会正式定在了夏商和西周。该书中，郭氏自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的中国版，要以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古史。此书一出，顿遭托派、新生命派诸路好汉围攻。暂按下不表。1933年以后，郭氏的支持者开始助阵。先是吕振羽，在其著作中，他宣称奴隶制度并不限于希腊和罗马，而是一般存在的。他认为商朝是“亚细亚类型的奴隶制度”，并认为西周已是封建社会。继而是翦伯赞和邓拓。邓拓认为中国殷商时代是奴隶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而西周社会生产不是以奴隶劳动为主，故而不是奴隶社会。除了上面几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有其他派别的人物赞成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如托派的王宜昌，他将周秦汉西晋认定为奴隶社会。新生命派领袖陶希圣观点混乱，早期反对奴隶社会的存在，后来他则认为中国社会发展同于欧洲，存在奴隶社会。

再看看反对派。新生命派的梅思平认为炎黄之前为氏族社会，炎黄之后到清末为封建社会。托派的李季认为中国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同于西欧的奴隶制。他说郭沫若硬对中国社会削足适履，套进马克思的公式里。并说，存在奴隶并不能得出存在奴隶社会的结论。托派李麦麦认为郭沫若幼稚地用错误堆砌成了他的理论，强烈抨击郭把商周的农夫、庶民都归于奴隶的结论。托派陈邦国认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氏族解体后，希腊罗马经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而其他广大地区则直接进入封建社会。托派丁迪豪认为，马恩从来没有主张过任何社会的发展，非经过奴隶制度的阶段不可。史实证明只有少数地区经历过奴隶社会。托派胡秋原认为，希腊罗马也是先经过了一个短暂的封建阶段，才又进入奴隶社会的，这是历史的反动。中共曾经的领袖，后来被诬为所谓托陈取消派头子的陈独秀先生也认为中国是由亚细亚生产制入封建的，不存在一个奴隶制阶段。曾任毛秘书的中共理论家陈伯达也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中国曾由氏族社会转化为奴隶社会。中国乃是从氏族社会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赞成郭结论的何干之也对郭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指摘，他认为郭的错误在于公式主义，把唯物史观的公式往古代资料上套。

1937年到1949年是论争的第二个阶段：

这个阶段里，苏联斯大林理论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强烈。在苏联，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认为是奴隶制的学说成为了唯一正确的理论。1938年，斯大林正式提出著名的“五种生产方式”演进的理论。相背理论研究在苏联已经成了禁区。路线和理论上紧跟苏联的中共理论家们自然不再有其他的观点。新生命派以陶希圣为首投靠了汪伪，托派人物也各自投靠不同主子寻找出路，论战于是也不再有了。吕振羽、翦伯赞都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制的一个变种。吕振羽把殷商认为是亚细亚类型的奴隶制国家。翦伯赞认为殷商时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中，奴隶都是生产劳动主要的担当者。范文澜亦断定殷商属于奴隶社会。郭沫若自觉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开始把商朝认为是奴隶社会。侯外庐则坚持郭沫若此前的观点，商是氏族社会末期，周才进入奴隶社会。总之，一切和谐，大家和和气气，不争不吵。

反对论者胡厚宣，著名甲骨文专家，他从史料出发，论证了殷商不是奴隶制社会。批评郭沫若等为与西洋奴隶社会比附，不惜对史料妄解曲说。郭等引用的诸多证明奴隶存在的甲骨文其实与奴隶并不相关。

1949年到1978年，这段时期，学术已经不复存在了，一切为了政治。

其实或许学者们也很矛盾，一方面，他们信奉苏联的理论，认为中国必然要有奴隶社会，另一方面，史实又证明，中国和希腊罗马这样的奴隶社会是不同的。怎么办？理论上认定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实践上指出中国的奴隶社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奴隶社会。

他们首先要对“奴隶”和“奴隶社会”进行界定。奴隶者，无独立之人格，无独立之经济地位，为奴隶主所完全占有，形同财物。范文澜、翦伯赞都持此观点，这也是马恩的基本观点。可到了郭沫若这里，他却认为奴隶和农奴（农奴人格是独立或半独立的，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是几乎一样的，交租服役的农夫在他这里都变成了奴隶。因为他也知道，中国古代确实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奴隶社会者，自然是奴隶制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奴隶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的社会。就中国情况而言，苏联学者认为古代东方的奴隶的数目是很少的。那很少奴隶的中国是否是奴隶社会？苏联人说，中国是奴隶社会的原始阶段，不必考虑奴隶数量问题，也不必深究奴隶是否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国内学者也就附和说，“中国存在奴隶社会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尽管奴隶不多，奴隶不是主要生产者（杨向奎）（看到这里我很悲哀，因为杨向奎先生是我所敬重的学者之一）。“根据斯大林指示来看，除了周代缺少了正常的奴隶生产者之外，也还是完全符合奴隶社会的标准的。”（吴大琨）看到这样的言论时，我无语。

1957年，终于出现了微弱的反对声音，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先生撰文指出，历史上的奴隶制国家只是人类发展史中的一个例外情况，即使在希腊，也不是普遍存在奴隶制，只有雅典等少数工商业城邦为特例，罗马则是不同于雅典的土地奴隶制，也是仅见的一例。因此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奴隶社会的阶段。李鸿哲则认为五阶段理论不是马克思的学说，奴隶社会说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是教条主义，而这一教条是由苏联的斯特鲁威和中国的郭沫若发展起来的。早春天气迅速过去，引蛇出洞之后是大规模的践踏真理。二人之后戴上了右派帽子，雷海宗先生几年后在极度抑郁中去世。痛哉！

1978年，禁区开始有所松动，众多历史学家开始回复到正常的研究轨道上。中国有无奴隶社会问题也被重新提出。十余年后，奴隶社会不是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的学说已经在学术界得到很多人的认可。这一问题也经常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联系在一起。

黄观璠认为，奴隶制与奴隶社会不能混为一谈，说商周是奴隶社会的史料不足，商代的奴隶多家奴，不从事生产活动。张广志认为，奴隶制在世界很多地区存在，但仅在地中海一带获得充分发展而构成奴隶社会。以奴隶社会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的理论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的西欧中心论。晁福林认为夏商为氏族封建制社会，西周是宗法封建制社会。

回顾了八十年来的争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马恩没有把奴隶社会当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

2、社会发展五阶段理论是斯大林及苏联御用学者提出的。

3、中国夏商周（如果夏朝真实存在的话）不是奴隶社会。

4、理由在于中国的夏商周不存在大规模的奴隶生产，奴隶数量也不多。（详细的论证过于专业，我这里不再赘述了，只取结论）

5、从前郭沫若等学者在论述中国存在奴隶社会时，对某些甲骨文材料释读错误，或曲解了材料，或没有使用对其理论不利的材料。

6、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而不顾事实，对学术的损害有目共睹。学术独立，这是必须坚持的底线。